業內人士呼吁盡快成立器官捐獻專項救助基金，修訂立法體現政府責任

　　羅秋芳 實習生 李芳

　　晶報記者 羅秋芳 實習生 李芳

　　黃圓圓家人無償捐獻黃圓圓器官遺體的行為令人敬佩，但為治療黃圓圓以及為順利移植器官，家人欠下了巨額醫療費，此事經晶報報道后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深圳這個器官捐獻工作及立法走在全國前列的城市，卻沒有專項的基金對捐獻者家庭進行救助。深圳市紅十字會和中山醫附屬一院器官捐獻倫理委員會的專家呼吁，盡快成立專項救助基金，并修訂立法體現政府對捐獻者家庭的救助責任。

　　現象

　　多靠社會募捐

　　救助捐贈家庭

　　“深圳目前還沒有針對器官捐獻者的專項救助基金。”深圳市紅十字會專職副會長趙麗珍告訴記者，黃圓圓無償捐獻器官和遺體，但黃家為治療卻欠下了7萬元貸款的債，紅十字會只能通過向社會募捐和協調器官移植醫院補助一點、減免醫療費用的方式，幫助她的家庭解決經濟困難。而在此之前，也有不少貧困的捐獻者家庭，市紅十字會只能通過醫療救助專項資金予以救助，但上限只有1萬元，而且要經過嚴格的審核，無法做到滿足每一個家庭，更多是靠發動社會募捐的方式，幫助器官捐獻者家庭解決醫療欠費問題。

　　問題

　　家屬為捐器官

　　要擔昂貴費用

　　在器官捐獻者困難家庭予以救助的問題上，趙麗珍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很糾結”。“器官捐獻者無償捐獻了器官，為社會獻了愛心，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們再負債累累了，但現實中卻沒有專項的經費去解決欠費問題。”趙麗珍說，器官捐獻者的疾病發展到后期，往往需要重癥監護維護生命體征。從簽下捐贈志愿書到真正實施捐贈，期間上呼吸機的時間可能長達十天半個月，每天發生的治療費用可能是成千上萬的，為了維護器官使其達到良好的移植狀態，器官捐獻者家庭可能要付出昂貴的醫療費用。

　　趙麗珍告訴記者，在捐獻的過程中，就曾經出現過因為難以支付巨額的醫療費用，捐獻者家屬在移植團隊達到了之前，就放棄維持捐獻者生命體征，撤下了呼吸機，待移植團隊抵達之前，捐獻者的器官已衰竭無法移植。“這是讓人覺得非常痛心的事件，甚至連捐獻者的家屬都說，這是他們終身的遺憾。”趙麗珍說，器官捐獻者因為器官捐獻而發生的醫療費用，本不應該轉嫁到捐獻者家庭，而非移植醫院也難以為捐獻者減免治療費用，“如果有專門的經費，或許家屬就不會要求撤呼吸機，就不會有這樣的遺憾”。

　　器官移植醫生

　　常要自掏腰包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由于沒有專項經費，不僅是捐獻者因器官捐獻產生的醫療欠費難以解決，就連器官捐獻協調員和器官移植團隊的醫生為了器官捐獻事業也常常要自掏腰包，自我奉獻。中山醫附屬一院器官捐獻倫理委員會的陳醫生告訴記者，在等待移植的過程中，看到經濟困難的捐贈者家屬，他們常常要自己出錢給他們買盒飯。深圳市眼科醫院醫生姚曉明還給記者講述了一個細節，早年深圳的器官捐獻事業剛剛起步時，不少角膜捐獻者無償捐出角膜后，其家屬甚至連骨灰盒都買不起。為了幫助這些貧困的捐獻者家庭，醫生自費購置了一批骨灰盒。

　　趙麗珍說，器官捐獻協調員在協調過程中所花費的交通、餐飲以及捐贈者家屬的交通費，除喪葬補貼以外的費用也沒有專項經費，只能從社會募捐的善款中支出一部分。

　　呼吁

　　深圳市紅十字會專職副會長趙麗珍:

　　成立專項救助基金迫在眉睫

　　黃圓圓事件，更加凸顯了成立器官捐獻專項救助基金的緊迫性。不能等個案出現了，才急急忙忙去籌款！國家衛生部和中國紅十字總會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有指引。根據《關于印發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可以采取“政府投入一點，醫院支持一點，社會募捐一點，受益者拿出一點”的方式，多渠道募集資金。“所以我們呼吁應盡快成立器官捐獻專項救助基金。”

　　中山醫附屬一院器官捐獻倫理委員會陳醫生:

　　修訂立法明確政府救助責任

　　器官捐獻者因無償捐贈器官而欠下大筆醫療費，應該得到救助，政府在這方面應該處于主導地位，體現其責任。在這方面，臺灣有經驗可以借鑒，捐獻者家屬都可以獲得衛生部門提供的喪葬補助費。臺灣在器官捐獻移植立法上，比深圳先行了一步，早在1987年立法之時，就明確了政府部門在救助器官捐獻者的責任，而深圳的人體器官捐獻移植條例卻并沒有體現，建議深圳可修訂立法明確政府救助器官捐獻者的責任。

編輯:韓魯東